今年（2002年）是我国早年成才的著名物理化学家、卓越的和卓有影响的化学教育家傅鹰教授百年诞辰。 傅鹰教授是我的姑父，但更是我的父亲。从孩提时代起，我就与姑父和姑母张锦生活在一起，直至1950年他们和我先后从美国回来。他们一手把我抚养成人，培育教诲之亲情，远远胜过亲生父母。傅先生1928年在美国密西根大学获科学博士学位，是1955年遴选的首批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自1950年代起，他执教于北京大学，直至1979年去世。此前，他曾执教于东北大学、青岛大学、重庆大学、厦门大学和北京石油学院。傅鹰教授家学渊源，博览群书，胸怀世界，才华横溢。在他身上，突出表现了难得的刚正不阿的品格，对人民和科学的热爱以及严谨治学的精神。今天，在他百年生辰之际，我怀着难舍的亲情和浓浓的幽思，用以下的点滴回忆隆重纪念他。 先进的治学观念和严谨的治学精神 傅先生是优秀的实验学家，他高度重视实验，认为实验是化学中主导的方面，也是整个科学取得进展的源泉。他提倡掌握各种重要的实验技巧，包括吹制玻璃器皿。 另一方面，他又是高度重视理论的。他曾多次教诲说，学化学的人要尽量多学一些物理和数学，他亲自指导我在研究生阶段选修“数学物理方程”、“复变数函数”、“矢量和张量分析”等高等数学课程。显然，他一直认为化学转变为真正的精密科学的努力尚未完成，还需要几代化学家的持续奋斗。记得1949年初，我刚到密西根大学不久，和傅先生一同听威尔逊来作巡回学术讲演。讲演后，名扬世界的法扬斯教授站起来辩论，维护他那老一套基于经验的结构理论。傅先生当时说，法扬斯那一套远远不是精密科学了。早在40年代初，傅先生在厦大开设“高等无机化学”课时，就以现代结构化学为讲授的主线了。他对化学科学的精密化始终是不遗余力的。 他曾特别强调热力学，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这无疑是十分正确的。热力学是当时化学发展的前沿，也是中国着手发展化学工业所急需掌握的知识领域。他在60年代初出版的脍炙人口的专著《化学热力学导论》较全面地阐述了他对化学热力学的观点，并以其独特的表达方法引起学术界的广泛注意。在热力学中，傅先生尤其重视相律。40年代在密西根，傅先生嘱咐我一定要选修凯斯教授的相律课并亲自指导我阅读一本关于美国人利用相律从加州西尔斯盐湖中提纯硼砂的书。我想他同柳大纲先生一样，很早就关心中国盐湖的开发了。 与此同时，傅先生提倡创新和发展前沿科学的思想也极其突出。他在1955年发表的《高等教育三部曲》一文中强调，科学研究必须是创新的，单纯重复前人的结果不是科学研究。他原主要研究胶体和表面化学，在他的研究生涯中，他始终坚守胶体和表面的领域，培养出许多优秀的人才。但他又总是提倡开拓新的学术领域。例如，他很早就认识到色谱在化学和生化研究中的重要性，认识到这门学科的潜力。至迟在1940年左右，他已经亲自率领青年教师在实验室中开展色谱的研究和应用。不久后，他就和蔡启瑞先生及其他人一起，发表了有关液相色谱的论文，这要在马丁和辛吉由于色谱工作获得诺贝尔奖之前十几年。傅先生是中国色谱研究的一位先驱者。他还特别关心物化和生化的交叉融合，还在40年代初期，他就热情地向生命科学的同行传授铎南平衡的知识，把生物膜的功能研究提到重要的高度，后来，我知道他在“文革”前后还钻研过不少生化的论文，并和汤佩松先生等进行过学术讨论。 傅先生非常重视科学的实用性，他是偏重理论的化学家，却十分重视化工的作用。1937年，他出任重庆大学化工系系主任，就自己兼教物理化学，由孙增爵教授主讲化工原理，彭蜀麟教授主讲工业化学。 傅先生又善于从生产实际中寻找科研课题，例如30年代在重庆，他就重视研究桐油变干的机制。大庆油田发现不久，他就提出钻井泥浆的表面化学问题，他总是不遗余力地以自己敏锐的洞察力为祖国建设服务。 傅先生非常热爱读书和藏书，他常常花费很多时间去图书馆阅读书籍和学术现刊，还到书店看书并且大量购书。他涉猎化学和物理的许多分支，这些领域中世界上诸大家的成就，他几乎无所不晓。1992年，吴大猷先生访问北京时对我说：他最早认识傅先生是从密西根大学图书馆的借书卡片上。吴先生说，那时几乎他借的每一本书卡上，都有傅先生的签名。文史哲学也是他爱读的内容，有一个时期，他不仅攻读康德，而且还看古典哲学。广泛阅读对他的写作和讲学是大有裨益的，他深刻认识到先进文化对每一个民族发展的关键作用。 我还想强调傅先生对撰写研究论文的重视，他把论文的撰写看作一项科研工作的重要阶段，以极为严肃的态度对待。首先，他字斟句酌，永远要求作出完整的、符合实际与逻辑的表达，绝不“赶任务”。他的论文是充分说理的，但又是富有感染力的。 卓越的化学教育大师 傅先生的教学不仅以其丰富的幽默感而极为引人入胜，而且紧紧抓住要点。例如讲“热力学第一定律”，他着重讲明系统和环境的关系，并辅之以众多习题，以加深印象。他讲永动机之不可能时，用了这样一个生动的例子：有人想用毛细管现象来产生水位，一层又一层的把水位抬高，不是可以推动一个水轮吗?傅先生诙谐地说：可惜水在管口上招了招手，不出来了。为什么不出来了，正是留给学生思考的好课题。 傅先生还特别重视化学中量的概念，他认为在大学阶段，做习题如果不算出数据来，就不能说明你是真掌握了。经过傅先生普通化学课上的教诲和熏陶，即使一般水平的学生，对化学运算也会有熟练的掌握。傅先生的考试常常是开卷考试，但有时他的命题中不是所有给出的数据都要用到，这并不是对学生的刁难，而是锻炼他们应对实战的能力。他的教科书著作更是有着不朽的光辉。追忆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撰写的《普通化学讲义》(1943年厦门大学版)，估计50〖HT5，4〗～〖HT〗60万字，旁征博引，含有很多新颖的内容，与坊间的其他各种版本大相径庭。当时我在旁观察他的写作过程，除了家里的几书架书，他从图书馆分批借来的参考书不下百余册。他有选择地从中摘取了很多新颖的或重要的材料，例如，1943年时，原子弹尚未爆炸，而他在书上己经写了许多核反应和放射化学的内容。在无机化学部分，他系统地给出了周期表各族元素共同的和特殊的反应和性质，其理论部分可以说是一部具体而微的“小物理化学”。我想这并不是标新立异，而是为非化学专业(尤其是工科)的学生着想，使他们由此能获得对本身业务有益的许多化学知识。后来正式出书时，限于教学大纲的规定，我以为原书的独特风格和内容受到了不小的影响。 爱国、爱党、爱科学事业的拳拳之心 傅鹰教授的爱国、爱党的精神和他对国家的抱负不是表现在口头上，而是真正在行动中。1934年，他只身离开沿海大城市，去当时相对闭塞的西部重庆，而且说服新婚的妻子、留美多年的化学博士张锦，一同去新建立不久的重庆大学。对今天的知识分子来说，拆掉处于沿海大城市的家庭，到西部去创业也是非常不容易的，在当年做出这样的决定，更需要十分罕见的远见卓识。后来由于战火连绵，一连十几年，他始终以工作为重，没有条件把自己亲生的孩子带在身边，这也是很少人能做到的。我可以见证：无论闽西小屋檐下的淅淅细雨，还是密西根州安雅堡的小径上的皑皑白雪，都引动傅先生的无限乡思和对祖国的牵挂。 他对祖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崇尚和维护是始终如一的。他一向最厌恶那些崇拜西方文明而瞧不起华夏文明的中国人。记得还在长汀的时候，姑父母和我三人晚上共在一盏孤灯下各自读书，姑父问我为什么读英文而不是多学一些中国语文。接着，他大力颂扬了有悠久历史的中国文化。他的一席话，说得我泪流满面，终生不能忘怀。这正是一位严父应做的爱国传统教育。当然，他绝不盲目崇拜孔孟哲学，但也绝不附和盲目“批孔”。1974年搞“批孔”运动时，江青叫人动员他写“批孔”文章，被坚决拒绝。他在家中说，不能批孔，过20年又会证明孔子许多思想是正确的，还要称他孔夫子。 1944年底国民党湘桂溃退时，我们正在重庆。那时我对局势也有些迷茫。姑父对我说，这个政府亡了不等于中国亡。我们真正的政府在延安！他的话当时为我拨开了沉重的云翳，并大大地激励了我。到1949年春，在解放军渡江时，英国炮舰来干预，被我炮火重创。当时我们都在美国，姑父知道后真是欣喜若狂，他说100年来，中国总是受人欺辱，现在中国人扬眉吐气的时候到了！正在这时他从国外报刊上阅读和朗诵了毛主席的词《沁园春?雪》，心情极为振奋。他后来回忆说：“是解放军轰击英国炮舰的重炮声把我震回国的。”当时，在美国当局阻挠下，他化了很大力气去订尽早回国的船票。他回国不久就踊跃报名去朝鲜，到前线去慰问志愿军。 傅鹰教授的爱国情操和高尚的品德与他对国民党政府疾恶如仇、深恶痛绝的硬骨头精神是并存的。他对国民党的反动和腐败深有了解，他在家中，要我好好学习时，多次严厉地说：不好好学习，将来就只能当个党棍。1943年，他在厦大任教务长及理工学院院长，当时福建省三青团头子要他作厦大三青团工作。傅先生见信怒不可遏地写信顶了回去并痛加驳斥，毫不顾虑丢掉饭碗或性命的危险。果然，这次冲突及其他类似因素导致他在1944年初离开厦大，再次经重庆赴美从事科学研究。 我以为傅鹰教授是继承和发扬了中国传统优秀文化中的不少精华部分，也批判地继承了西方文化中的可取部分。他一生淡泊名利，正是按照“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规范去做。解放后，他一贯不忘在党的领导下实现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理想。他自认和党是一家人，提意见没有保留，为的是国家的事业。对此党和国家领导人，直至毛主席都对他有正面的评价。但是，由于他的耿直，在群众运动中容易首当其冲。尤其是“文革”中，受到的冲击特别大，直至影响了他晚年的健康。非常可惜的是当科学的第二个春天来临时，他已经重病不起，终于在两年后的1979年9月辞世。 他是党的诤友，而在人民群众面前，他又是小学生。今天，我参加他过去的同事、战友和学生隆重纪念他的行列，我要发扬他胸怀祖国、放眼世界的宏大精神，更积极地投身到建设祖国强大科学技术的事业中去！
（本文选自：《南强记忆——老厦大的故事》王豪杰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