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嘉锡
今年是我大学时代的有机化学老师刘椽教授含冤辞世25周年。若不是那至今令人不寒而栗的十年动乱，凭老师豁达的性格和良好的体质，今天他可能依然健在。
我是1928年秋考进厦门大学预科理工组的。1930年秋季，升入理科本科时，选定主系数学辅系化学。那时候，教普通化学的教授是张资珙，他留学美国，刚取得博士学位便来校担任理学院院长兼化学系主任。他对我的学习成绩相当满意，因此在一年级上学期结束时便说服我改成化学主系、数学辅系。1931年秋季，张资珙教授应聘他就，离开了厦大；又迎来了刘椽老师，主要担任有机化学方面的课程。他讲课用英语，思路敏捷，逻辑严谨，经常在讲课后半段安排课堂讨论，来启发学生的学习主动性。
刘椽老师动手能力较强，经常下了讲台，就走上实验台，为学生准备实验材料，亲自吹制各种所需的玻璃管。他批改作业也付出双倍劳动，不仅在化学专业知识方面，连英文的语法和表达也十分细心地批改。
1934年到1937年，我毕业后就留在母校化学系担任助教。这时，刘椽老师已担任系主任。之后，我先后去英国、美国留学和工作，但师生间书信往来基本上保持。从刘老师的来信中得知，他先后还担任了厦大理学院院长和总务长。抗战爆发后，厦门经常遭到日本侵略军轰炸，刘老师配合萨本栋校长，在千难万险中将大学硬是从闽南的鹭岛迁至闽西的长汀。长汀又小又穷，在刘老师的带领和安排下，选建起战时的校舍，把监狱改成实验室，祠堂改成教工宿舍。刘老师一家七口，从此过上一日三餐红米饭、南瓜汤的清苦日子。但是物资匮乏，丝毫未削弱员工学生们的信心。在艰苦岁月中，化学系更发展了，又一批人才从厦门大学脱颖而出。
1946年，我和刘老师在上海久别重逢。老师凑近我轻声说：“嘉锡，我有一喜一忧，喜的是你的学术成就超过了我，学生超过老师，不亦乐乎！忧的是时局啊！……”他又说：“抗战前，美国卖废铜烂铁给日本造枪炮打我们中国。现在，国民党为谋一党之私，不顾抗战八年创伤未愈，竟在美国帮助下穷兵黩武，指百姓于水火之中。”这一针见血的时局评论震撼了我的心灵。在与刘老师谈话后不久，我被选为厦大学友会理事长和护校委员会的负责人。在我心灵深处，一种自信的情绪正在萌生、壮大，那就是保护好厦大，迎接新中国的诞生。
1947年，刘老师回到八年离乱后的老家在山东大学化学系任教。这期间，老师对国民党统治的腐败日益不满，深恶痛绝。在彷徨之际，老师通过一位亲戚介绍，和中共地下组织建立了联系。他渴望了解解放区，认识共产党。1948年，梦想成真，刘老师置一切危险于不顾，秘密走访了解放区。1951年，我赴青岛山东大学讲学，再度见到刘老师。已届知天命之年的刘老师此时容光焕发，谈起国家大事滔滔不绝，尤其谈到新旧社会对比之处，刘老师更是感慨良多，不吐不快。这次重逢，我得知我的老师正在积极争取加入党组织，这使我无比欣慰。
1955年，刘老师奉高教部之命调往郑州筹建郑州大学。他二话没说，丢下妻小老母，搁下手头的科研项目，以筹建处主任身份奔赴郑州。从动员农民卖地搬迁，到设计校园，事无巨细，事必躬亲，一去就是两年。
欢庆郑大诞生的锣鼓尚余音缭绕，一场灾难悄悄地向刘老师袭来。由于一条有关高校院系调整的整改意见，老师被戴上了“内部右派”的帽子，校长助理兼化学系主任职务统统被撤销……刘老师病了，高血压、心脏病乘虚而入。在那些年月里，刘老师并没有沉沦绝望，他主动申请为青年教师开设化学英语和化学德语课。
“文革”动乱中，老师又一次被关进牛棚，他的糖尿病病情恶化，晕倒在棉田里，躯体和精神的长时间折磨最终使我的恩师——一位了不起的教育家、正直磊落的爱国科学家，一病不起，于1971年5月20日含冤去世。
刘椽老师一生甘为人梯，含辛茹苦地培养人才。他的学生今天全都在不同的岗位上担负国家重任，为中华民族的振兴作出卓越的贡献。
恩师刘椽，功在千秋，精神永存。
注：本文写于1996年。
（本文选自：《南强记忆——老厦大的故事》王豪杰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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