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秋，受国家高教部委派，刚从武汉大学化学系毕业、二十出头的我，怀着对未来的美好憧憬，只身一人千里迢迢从武汉来到厦门大学追随卢先生。当时东山战役结束不久，与内地的和平景象大不相同，厦门一派前线的气氛，十分紧张。当时卢先生正在青岛暑期物质结构讲习班讲学。等到他讲学回到厦门，我终于见到了从未谋面的卢先生。当我诚惶诚恐地呈上张资珙先生的简单介绍信后，卢先生和蔼地对我说：“张先生是我的老师，你不要紧张，我也很年轻，比你大不了多少。”
先生亲切的话语使我紧张的心情顿时轻松了下来。
在接下去三年的研究生学习生活中，我与卢先生有了更多的接触和了解。我们师生完全处在一个既“严”又“亲”、既“苦”又“乐”的环境中。除了第一外语、第二外语、高等数学和政治课等公共课程外，卢先生独自一人为我们讲授了六门专业课程，即物质结构、量子化学、热力学、统计热力学、晶体学和现代晶体学。后两科涵盖了几何晶体学，物理晶体学，化学晶体学和结构晶体学多个领域，为时一年半共三个学期。先生为我们系统安排了“书报讨论”、“生产实习”和“教学实践”，直到亲自分别指导我们的毕业论文。先生的广博学识和高超实验技能传授给我们，为我们打下了比较扎实的功底，受益终生。记得当时教研组执行相当严格的“试讲”制度，即使是本科生的物理化学实验，卢先生必定全程听取“试讲”，并对每个实验细节进行提问和检查，而我们参加物化课程辅导的研究生都得旁听以提高水平。差不多快半个世纪过去了，现在回忆起卢先生始终不懈地亲临教学第一线、尽心尽力培养学生的这种园丁精神，作为受业的我们实难望其项背。
我们这一届五人，是卢先生正式接受国家的委托招收和培养的第一批研究生。在这期间，卢先生还先后培养了多位来自山东、四川和武汉、西安、广州、杭州和福州等地的进修教师。这些进修教师有的还是两度来厦，其中不乏后来成为我国物质结构相关学科的播种者和学术带头人。
听卢先生的课是很“累”的，但也很“乐”。由于行政工作和社会活动繁忙，他只能在晚间备课直到深夜。但先生第二天一早总是提前来到化学楼，按时拿着参考书和两张小纸片神采奕奕地踏上讲台，滔滔不绝地连讲两节甚至三节课。不管头一天多累，一上讲台他精神就上来了，每节讲课内容十分扎实和精彩，而其间不时穿插提问和讨论。凡聆听过先生讲课的人，无不感到在课堂上既是高度紧张而又如沐春风。卢先生从不课后走人了事，他必定要安排作业，实习和辅导。他对自己的学生一向一视同仁，从不因为你暂时搞不懂一个问题而流露出任何的情绪。为了照顾资历较高的进修教师，先生还特地为他们作个别辅导。先生是一位非常爱护学生到体贴入微的良师益友。三年学习期间，我们家在外地的大都未能回去探亲过年。但我们并不孤单。每逢春节，老师必定邀在校进修生和我们去他家品尝师母煎制的厦门年糕。
卢先生对待教学极为严肃认真。有一段时间里，上课不时突然拉响空袭警报，我们师生只得离开教室一同跑防空洞。先生对于教学受到蒋军的干扰特别恼火。先生对花粉严重过敏，每年春暖花开季节，他往往满口涂着龙胆紫，即使这样仍照常讲课，不误教学进度。到了最后高年级进入毕业论文阶段，一方面先生的社会行政工作似乎越来越重了，另一方面有关的仪器设备等物质条件也未有多大的改变。即使如此，先生为我们每人分别提出研究课题，拟定研究计划，并积极创造条件，亲临第一线指导论文工作。我们五个人的研究课题分属不同的领域，我的论文题目是“邻―硝基苯甲酸的晶体结构分析”，归于小分子单晶结构研究，主要探讨氢键在分子堆积中所起的作用。虽由于当时客观条件限制未能得出最后结果（1967年该结构才由国外同行在《国际晶体学报》发表），但在自制的“土”设备条件下，使我得到了很好的锻炼。记得先生订购的第一台Nonius公司生产的魏森堡相机于1957年初夏才到货，还是由我代为验收的。
通过三年的学习，我们深切地体会到卢先生不仅教学上尽心尽力，希望学生尽快成才，同时还期待结构化学和晶体化学能在我国开花结果。先生功底深厚，不仅具有扎实的理论基础，又十分重视实验技巧，是一位“能文能武”、多才多艺的大师。根据当时的实验条件，卢先生设计了打孔机让我们用小木球穿孔搭建分子和晶体结构模型，以提高我们掌握对称概念的形象思维。他要求运用现有的双圈量角器和偏光显微镜观测单晶样品。还亲自设计了大半径的转动照相机、劳埃照相机和摆动照相机等，由陈元柱学长跑学校仪器厂赶工生产。这样就使得我们可利用从东德进口的一台小型VEM X光机做些单晶衍射实验。正是这些基本训练不仅提高了我们对晶体衍射实验的浓厚兴趣，同时也为我们后来的科学研究打下了的基础。我在1980年出国做访问学者时，每测定一个晶体结构，都必定事先经过照相法指定空间群，然后才将晶体转移到Picker四圆衍射仪上做进一步的衍射实验，因此没有出现过任何空间群指定方面的失误。
先生从五十年代初期起就在国内率先开设晶体学和晶体化学课程，这实为一具有战略眼光的英明举措。当时，单晶结构测定主要基于模型法和重原子法，而直接法还仅处于萌芽初期，不少人对这种现在几乎视为常规的结构分析方法半信半疑。但是卢先生在课堂上就给我们讲解了结构晶体学中的这一新生事物。当时党中央号召“一边倒”和随后的“向科学进军”，我们看得出，先生的态度是积极的。他一方面努力学习苏联，介绍俄罗斯布特列洛夫的化学结构学说，批评共振论和量子力学并协原理中的某些错误观点；同时他头脑也非常清醒，主张我们必须瞄准科学的前沿和新生长点，学习世界上一切先进的东西，尤其对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绝不能弃之不顾。大约是在1956年底，他对我说：“我最近系统地查阅了文献，把这几年拉下的东西都捡回来了，知道国外近来他们在搞些什么。”当他得知我的长兄在美国，就对我说他很想看一本法国人A. Guinier 刚出版的专著：《Theorie et Technique de la Radiocristallographie, Dunod, Paris, 1956》。后来我才知道，A. Guinier 是国际知名的晶体学权威，这本书是他继1945年推出《X射线晶体学》之后又一本非同凡响的著作，有多种文字的译本，在国际晶体学界有很大的影响。1957年我通过家兄为先生买到了这本书，对此他十分高兴。
给我印象很深的另一件事是卢先生曾要我系统地查阅W. H. Zachariasen 的工作。先生说：“要搞放射材料的研究，就必须了解这个人的工作。”原来卢先生曾打算派我从事与镧系和锕系元素有关的研究，而W. H. Zachariasen 是这个领域的结构化学权威。
厦门大学是国内为数不多馆藏始于1948年创刊号的全部《国际晶体学杂志》的单位之一。卢先生不仅重视文献资料的积累，而且尽力将大师们写的最好的教材和参考书介绍给学生。L.
Pauling是二十世纪的化学大师，他的代表作《化学键的本质》是结构化学的经典著作。在五十年代大量引进苏联教材和期刊杂志的情况下，卢先生与黄耀曾先生及时组织力量翻译这本宣传共振论的著作，约于六十年代初出版，体现出先生为了祖国科学和教育事业那颗无私又无畏的正直知识分子良心。“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当时如不翻译出版这本书，就很难将L.
Pauling 的学术思想及时地介绍到国内来，我国的化学工作者不知要晚多少年才能读到这本划时代的科学巨著。对于正确对待批判与继承和借用与创新，卢先生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堪称高瞻远瞩的光辉典范。
卢先生对我的关心和爱护是我终生难忘的。回想起1956年底发生的一件事，至今仍记忆犹新。那时正在做毕业论文和面临毕业分配，我觉得先生的社会工作负担过重了，他无法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研究和人才的培养，力量没有真正的发挥。为此我大胆地给学校党委写了一封信，反映这一情况并提出建议。当时真可谓“初生牛犊不怕虎”， 现在看来某些方面内容也确实有失偏颇。可幸的是，领导并未追究我的动机，而卢先生更未因我背着他提意见还告了他一状就另眼相待，相反地对我是更加关心，在我毕业后委以教学重任，并让我协助整理他在青岛与几位先生合著的《物质结构》初稿中晶体化学方面的内容。这实际上是对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体现了导师培养后进的一片良苦用心。
1958年我奉教育部之命调往呼和浩特，支援新成立的内蒙古大学的建设。在这之后呆在内蒙古的15年间，我虽然不在卢先生身边，但他始终非常关心我的工作和生活。六十年代初，内蒙古大学购置了Nonius 公司生产的多用X光衍射全套设备。这在当时的国内高校可算是一流的仪器了，而这套设备的全部说明书就是先生提供给我的。1993年卢先生率农工民主党中央考察咨询组来到内蒙古，在参观内蒙古大学时，他几次提到有胡玉才和我两名学生曾在那里工作过，并深以为荣。打从1956年开始，卢先生先后派出他培养的研究生前往西安、兰州，郑州和内蒙等地高校工作，在神州大地遍撒结构化学这门学科的种子，一心一意为发展我国的科学与教育事业不遗余力。
在“史无前例”期间，卢先生心情十分焦虑，因为我国的科学与教育事业受到严重冲击。他所遭受的极不公正待遇，学生在内蒙古也略有所闻。大约是在1970年初的一个天气阴沉的下午，我有机会到福州探望先生，那时他尚未被“解放”。我只身来到中国科学院物构所门口传达室登记求访。值班人员审查过我的工作证后，便向院里的一座楼房大喝一声：“卢嘉锡，有人找！”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有人对先生如此无礼地大声直呼其名，当时我的心在颤抖！先生从他的住所应答后，出来迎我进入他家。踏进先生家门，一眼便见到挂在客厅里由郭老专为先生书写的题词，再看到老师虽显憔悴但和蔼可亲的笑脸，我的心才逐渐平静下来。可以看得出来，先生对所遭遇到的不公正待遇十分坦然，他有一颗十分难得的宽容的心。“你还是那个老样子！”询问了我的情况后，他说：“我就是希望能够工作，而过去的一切还不都是为了工作吗？”
先生到北京工作后，只要有赴京的机会，我都会去看望他。记得有一次在北京医院，我曾对住院的先生说：“师母身体有病，您的年岁也大了，厦门的气候比较好，是否有返回厦门的打算？”。他坚定地说：“不，我离不开福州，你知道办一个研究所多不容易！”
老师报国的赤子之心溢于言表，这种为了事业义无反顾、勇往直前的精神，使学生深深地受到教育。
“科学的春天”给先生带来他事业的第二春。改革开放之初，我有幸被选派作为厦大首批学人出国访问，当时我已四十八岁了。按原计划蔡启瑞和林慰桢两位先生推荐我去加拿大的UBC，但由于加拿大另一所大学极力争取，我在北京准备办理启程的手续时才得知要改派学校。是去还是不去？我处在两难之中。当时卢先生正好在北京，我便去征求老师的意见。先生语重心长地对我说：“我看还是去吧，快去快回！”
先生的亲切嘱咐我一直铭记在心中。
20多年来我多次出国参加学术会议，曾有机会先后遇到几位四十年代初卢先生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L. Pauling 教授门下一起工作的同事和学生，如V. Schomaker 和W. N. Lipscomb 教授等人，当他们得知我来自中国Amoy Univ. 时，无不立即交口称赞卢先生，说他给他们留下的印象非常深刻。W. N. Lipscomb 教授在与卢先生共处时尚未拿到博士学位，获得诺贝尔化学奖更是后来的事了。相比之下，先生回国后走的却是一条漫长的艰苦创业的坎坷道路，但他的贡献和作为岂是此奖那奖所能评价？我们知道，哪怕是在生活或工作处于极端困难的条件之下，先生本人对于自己作出的选择自始至终无所怨悔，展示出老一辈爱国知识分子伟大的人格力量。
最后一次见到先生是在厦门宾馆，大概是在1999年，他特地打电话约我去见他。当时先生已经有些耳背，记忆力也大为衰退了。他自己对此十分忧虑：“盛志，我的记忆力你是知道的，怎么现在有些事就记不起来了……。我这本书（指福建科技出版社出版的《过渡金属原子簇化学的新进展》一书）的英文版还没有出来。我感到时间不够用。没有我的参加，这个英文版本……”。
卢先生远走一年了。先生的一生可谓忠心耿耿，无私无畏，为国为民，千古垂名。
老师，您辛苦了一辈子！老师，您实在是太累了！
安息吧！敬爱的卢先生，您将永远活在我们学生的心中！
（本文作者系厦门大学化学系教授）
